象牙雕技法风格
象牙雕刻手法多样，圆雕、浅浮雕、高浮雕、镂雕，在象牙雕刻中得以普遍运用。
圆雕一般采用整段象牙为雕料，雕刻成立体的造型。这种表现手法要求雕刻者有娴熟的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及创造能力。一般一些桌案摆件和人物类雕像采用这种表现手法。清代的圆雕人物，风格稍显繁琐，已比较注重衣褶的刻划，更增加质感。牙雕“持经观音”，手持经卷，闭目而坐，其形容仪范体现出观音菩萨的清净端庄、慈悲的道德风范。坐像虽小，但雕像特别注重衣饰的刻划、线条明显增多，刀法流畅但稍欠浑厚，与明代牙雕人物风格迥然不同。
浮雕是在平板材上表面立体的层次的雕刻方式，在造型上有明显的前后层次关系和半立体效果。浮雕是一种应用范围较广的造型形式，有浅浮雕与高浮雕之分。浅浮雕是阳纹雕刻低于高浮雕而又高于薄地阳文雕刻法，属于平面雕刻，但具有明显的层次感，大多数的象牙雕刻都有运用此法。高浮雕，是介于圆雕和平面雕之间，属一种半立体的雕刻形式，具有较强的空间感。如牙雕渔樵图笔筒，用高浮雕法作山水、渔樵、牧童，画面呈立体形于平面之上，浮雕效果十分突出。
明清以后，竹刻艺术极其繁荣，竹刻技法被较多地运用于牙雕工艺，再加上部分名竹艺人加入牙雕工艺之中，更加丰富了牙雕工艺的技术。如竹刻的毛雕法被运用到牙雕工艺，明代的象牙器物，如文具、酒筹等，画上雕刻文字，图画多用毛雕法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“岁寒三友”纹笔筒就是毛雕法雕竹、梅、兰、石，阴纹细刻如毫发，画面紧凑而不拥挤。又刻行楷七言诗一首：“问余何事栖碧山，笑而不答心白闲。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另有天地非人间”，充满着文人味。而“松荫策杖图”笔筒则仿竹雕铲地法，将花纹以外的刮去，使主纹微微高于平面然后在上面作雕饰，这种刻法被称为薄地阳文、“减底法”。这属于阳刻但又结合阴刻的技法完成。例如刻人物时，先以此法作出轮廓，再在轮廓面上以阳刻的手法刻出面目等。
早在元代时，象牙雕刻普遍使用透雕技法。透雕，在平板材料上按设计图样进行拉花镂刻，再结合浮雕手法进行雕刻，形成剔透玲珑之美。透雕成熟为镂雕的重现基定了基础。
镂雕一般要综合运用拔镂，透雕技法才可实现。镂雕的技法宋代已有，适合于象牙球的雕刻，象牙球古称“鬼工球”，乾隆时期象牙球已发展到镂雕十三层了。镂雕工艺极其复杂，需要艺人有着高超的技术与素质才能完成。制作象牙球工序：先经锯工开料，次由车工车成圆球，再车成里外自由转动的若干层，由雕工在“板面”的牙球最外一层雕刻花纹，凿工把里层逐层凿成精细的各种图案，最后转磨光亮，配上牙球座子，成为成品。牙球工艺在清代获得了大发展，这种技艺发端于广州，是广州象牙雕刻中常用的手法。
至清代，镂空雕不仅仅用于象牙球的加工与制作，还被广泛运用于其他牙雕摆件的装饰。而同时，镂雕与浮雕结合运用，成为清代小件器物雕刻的特征。
清代，牙雕工艺水平已十分高超，技法已十分完备，但也造就了清代牙雕逐渐走向繁复的趋向。制作装饰精细而略带琐碎，这是清代牙雕工艺的总体趋向，虽雕工精细华丽，但又略带繁杂，发展至近代尤为突出。譬如透雕人物塔式瓶，由多层组成宝塔形，顶端为圆钮形式屋顶，揭盖为空腔，两侧各附一兽首衔环耳，内凹底，另附加海梅木嵌银丝底座。瓶圆身透雕六层，除三层为暗八仙花纹外，其余数层为人物，其中有八仙和十八罗汉等，人物多达百余人，神情动态，皆不相同，在每层主纹之间，以回纹、菱形纹或莲瓣纹间隔，使画面层次逐渐厚重。
另有一项独特的技艺——象牙编织，在清代获得较大的发展，它是将象牙劈丝，磨光后再行编织而成作品。象牙劈丝技艺，在汉代就有，从此一直没有间断过。劈丝是编织中最为关键的一道工序，它利用象牙细纹的纹理和具有韧性的特点，将象牙浸泡在特制的药液中，待其软化后，劈成厚薄宽窄均匀的薄片，牙片薄弱如纸，呈半透明状，再将牙片打磨光滑呈现出洁白光泽，再行编织，品种有象牙席、宫扇等。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，北方很少采用这项技术，广州遂成为象牙编织的主要生产地。此项技术耗工费时，制作难度极大制成品价值相当昂贵。至雍正朝，雍正皇帝有感于它的制作劳民伤财，而其功用只是为了奢侈斗富，乃下令禁止制作牙丝制品，从此，这项工艺逐步衰落，直到失传。象牙具有良好的恒温性能，比起竹，草等材料制成的席小，更为凉爽宜人。象牙编织席，现存世二张，均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象牙雕主要流派
中国的象牙雕刻在数几千年的发展流传过程中，陆续形成了若干个相对集中的中心生产地。清代，主要以广州、苏州、北京为代表，各个中心生产地之间在技术上既有交流，在题材和形式上保持着各地的风格特色，同时又互相渗入。
广州牙雕
广州牙雕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富有装饰性，素以精细工整、玲珑剔透而闻名于世。清康熙海禁以后，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，这种得天独厚的地位，使得东南亚等地的象牙大量输入广州，为牙雕工艺提供了充足的原料。从此，广州牙雕工艺远远超过了其他地方，成为全国之冠，同时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，有别于苏州、北京、扬州、杭州等地的艺术格调，并对其他地方的牙雕工艺产生了影响。
广东牙雕又称南派牙雕，制作着重于雕工，并讲究牙料的漂白和色彩装饰，作品多以玉质莹润、精镂细刻见长，玲珑精巧、华丽美观。按工艺技法，广州牙雕有雕刻、镶嵌、编织三大类。雕刻多采用阴刻、隐起、起突、镂雕，最擅镂雕，主要与广州独特的气候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广州气候温暖湿润，象牙不易脆裂，宜于制作钻镂、透雕的作品，再加上原先的工艺水平，镂雕逐渐成为广州牙雕工艺最具特色的技艺。品种有象牙球、画舫、人物、笔筒、插屏、鸟兽等欣赏品，筷子、梳子、图章、鼻烟壶、瓶、烟嘴、灯具、粉盒等日用品。基中以象牙球最有名。象牙雕刻与其他多种材料，如紫檀、犀角、玳瑁、翠羽等巧妙镶嵌于一器之上，使图案更富有立体化，增加图案的层次，是广州牙雕工艺的显着特色。
为了适合外销的需要，广州牙雕风格趋向写实，并且吸收了大卷叶、写实花卉等外国图案的长处，又以染色、螺旋状的连接部件为特色。趋于清代晚期，广东牙雕风格纤细繁琐，逐渐走向衰落。
苏州牙雕
苏州牙雕(包括地处江南的南京、嘉兴、杭州、扬州等地)历史悠久，唐宋时期已初步规模，并形成一定风格。苏州地区的工艺美术历史悠久，水平很高，技法多样，在明清时期达到高峰。牙雕工艺与其他雕刻工艺不断融合渗透，并吸收了其他工艺中的造型图案、技法，再加上许多其他门类的雕刻家们也直接参与牙雕工艺，为苏州牙雕工艺的新发展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因素。苏州有着固有的传统，以及相对的文化氛围，苏州牙雕一直保持着东南地域文化的特色。
苏州地区是明清时期的经济文化中心，传统文化深厚，特别是吴派、虞山派、娄山派绘画艺术对牙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，故苏州牙雕一直充溢浓郁的文化气息。苏州牙雕总体风格典雅醇厚。艺人善于用隐起手法，在其隐起适应的面上施展技艺，形象生动，意境幽远，布局疏朗得当，给人以适静之感。其细节的处理非常纯熟，刀法一般采用流畅自如的浅浮雕、阴刻、圆雕、高浮雕，用刀有力简洁，打磨圆滑光亮。题材来源十分广泛，有人物、花草、鸟兽、山水、神话传说，追求意境的表现，明显受明清文人画的影响。
苏州牙雕吸收了竹雕、绘画等传统艺术的特色，山水画题材作品具有国画风格，妇女和儿童形象仿效工笔画，而花卉又有清初恽南田流派的气质，各种图案古色古香，有清淡明朗、秀美野逸的风格。在雕刻上，苏州牙雕技法效仿竹刻，山水追求吴门画派以及四王画派的布局和皴法，人物、花草、禽兽则仿效工笔效果，力求重视清初恽派花鸟气质(恽南田，清初六家之一)，有古雅、野逸、秀丽之风。
北京牙雕
北京牙雕已有2000多年可考查的历史，在北京黄土坡出土的战国墓中就发现过象牙梳子。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历代帝王都把象牙列为皇家贡品，明代的果园厂和清代的造办处都是为皇宫做牙雕制品的。
象牙名册《月曼清游》是乾隆年间牙雕艺人陈视章、常存、顾彭年、陈观泉、肖汉振等根据画家陈政的画稿，用了几年的工夫雕刻而成的。画稿共12幅，反映了一年12个月里自然景色的变化和宫闱中的嫔妃、宫女们的生活情景。作品以象牙为主，辅之以玉等珍贵石料，构思巧妙，技艺纯熟，人物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，景色斑斓协调，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。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龙舟、楼阁、蟠佛、《西厢记》册页等。
清朝早中期。北京作为国部，富官显贵聚居京城，为牙雕的出现提供了条件，同时外地牙雕工匠的流入，为牙雕工艺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。北京的牙雕以刻制人物、花卉、草虫见长，尤以刻制人物最为闻名，艺人能充分利用象牙质地细腻坚韧的特点，精确地表达人物的动态和感情，比例协调，构图优美，人物生动，神态逼真，刻工谨严精致。常见局部加彩和象牙本色形成鲜明对比，使产品更为生动多姿。实际上，北京牙雕并不能称为一种牙雕流派，而是广州、苏州、北京等牙雕风格不断融合的产物。
清宫中许多牙雕作品，并不能根据匠人自己的特点和风格任意雕琢，而是要符合皇亲的喜好。由牙匠出样稿，经皇帝亲自审阅后，方能雕琢，不得擅自修改。在雕刻过程中，牙匠们小心翼翼，一方面发挥自己的特长，争取最佳效果。另一方面，又要按照皇帝的旨意，收各派之长，以符合皇帝的口味。北京牙雕以小件器物居多，一般是文具用品摆件等文玩，清代晚期也曾出现大件作品，多为立体圆雕，刀工精细、刀法圆润、造型比较生动。北京牙雕主要面向官僚，在风格上追求精致，华丽，可能受宫廷的影响。宫廷牙雕总的风格“雅、秀、精、巧”，在造型上要求古朴、典雅，在工艺上要求精细、润洁、打磨光滑。宫廷牙雕在乾隆时期达到创作高峰。特别到清代后期，宫廷牙雕渐趋衰落。在制作上十分繁厚，风格也显得琐碎，也谈不上意境，只在技术上比前代有所进步。
在北京地区，流传一种被人称为造办处风格的牙雕。造办处牙雕，专指在清宫造办处牙作制作的牙雕，它源自于民间，但又有别于民间，是一种专门为皇室使用的宫廷清代光绪年间，北京的象牙作坊，在封建贵族和帝国主义列强欺压下，面临绝迹。
其后有一些象牙雕刻艺人和一些专门为房屋建筑雕花装饰的艺人，为古玩铺修补残旧的象牙雕刻工艺品。在清末民初，北京已有十几家这样的象牙作坊，主要分布在花市大街以南上、下堂子胡同，上、下唐刀胡同及珠市口一带。其中最有名望的是耿润田(1890～1940)，耿润田在北京前门外，三眼井胡同49号。创办的耿记象牙雕刻作坊其规模更是达到了员工十余人徒弟七八人。当时人们称他为"耿子"。他擅长雕刻立体圆雕，仕女和罗汉艺术造诣也很高。据他的徒弟说：他的作品因为质量好出口时都"免税"。另外，还有专门雕刻深浅浮雕的刘苍身和专门制作刀马人物的李立宝。到了20世纪30年代，一些小器作坊和玉雕的匠人改行雕刻象牙。当时有牙雕艺人180人，其中较有名望的是王彬、杨士惠、曹彬、、崔华轩、胡风山、李洪义、邓文利、丁玉亭、同玉周。
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关怀下，改行的艺人归了队。1952年牙雕艺人孙志清等13家手工业者共42名牙雕艺人成立了北京象牙雕刻生产合作社，社址设在珠市口附近的留学胡同和鹞儿胡同19号(宣武区)。1953年7月1日成立了理事会和监事会。理事会成员有：孙志清、杨士惠、王文庆、张俊、王国瑞，孙志清任理事会主任。监视会成员有马连元、崔华轩、王旭、张东升，1955年，该社发展到132人，到1956年有社员187人(包括非社员7名)，自有资产29464元，固定资产10003元。生产的着名产品有大型牙雕《毛主席和斯大林》《毛主席和胡志明》《强渡金沙江》《井冈山会师》《万寿山》《北海全景》《百花齐放花篮》等，其中3件产品在国内外参加展出。建社初期没有中共党组织，1954年崇文区委派去一名中共党员，1955年又派去一名中共党员干部，同年6月社里发展了一名中共党员孙志清，1955年10月建立了中共北京第一象牙雕刻生产合作社党支部。
1956年1月13日在崇文区花市南羊市口珠营1号由26家个体手工业者，共45人组成象牙生产合作社二社。此外，当时在东单外交部街还有一个只有40多名工人的公私合营的象牙雕刻厂，资方代表是专门经营牙雕产品的资本家唐敬业。
1958年5月10日，由北京象牙雕刻生产合作一社、二社和公私合营的象牙雕刻厂3个单位合并成北京象牙雕刻厂。以后象牙雕刻厂又抽调部分艺人到北京工艺美术厂和北京骨制品厂。
